在基辅的一座军人公墓内，一对兄妹手持康乃馨，穿行于林立的十字架之间。

该区域的每一座十字架上，均镌刻着相同的铭文：“乌克兰的无名保卫者”，其下方附有一串编号，并注明身份鉴定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这片墓群之中，一座坟茔尤为引人注目：其铭文下方，后来被贴上了一帧照片。

照片中的士兵，正是伊霍尔·亚利内奇——他最后一次被人目睹尚在人世，是在2022年的哈尔科夫地区。

历经四载苦苦寻觅，斯坦尼斯拉夫与奥列克桑德拉·亚利内奇，终于寻获了他们的父亲。

对死者的身份鉴定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清算过程，堪称俄乌战争所遗留的最为深重的创伤之一。

某些墓葬或许将永远湮没无闻，留给亲人的唯有无尽等待。

在战争的大部分时期，身份不明的阵亡者无处安葬，其遗体只得暂存于冷藏库中，而国家军人公墓仍在营建。

即便公墓于次年一月方才竣工，首批无名士兵却已于前一年八月入土。

如今，三百余具遗骸静卧于编号十字架之下，而更多的墓穴仍在开掘之中。

“我曾是父亲贴身的‘小棉袄’，他的离世令我痛彻心扉，”二十一岁的奥列克桑德拉·亚利内奇如是说。

“这四年来，我唯一的念想便是能坐到他身旁，与他倾谈……如今，我庆幸终于寻到了他。

从此，我有了一个可以凭吊的归宿。”

伊霍尔·亚利内奇于2022年4月在乌克兰东部阵亡。

他自2015年起服役，彼时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已然爆发，且俄罗斯已非法吞并克里米亚。

2022年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之际，他正服役于驻扎在乌克兰东部的一个旅。

首次任务中他安然归来，还向儿子发送了照片，然而第二次任务后，他便杳无音讯。

在音讯杳然数周之后，斯坦尼斯拉夫于社交媒体上发布其父失踪的消息。

一名相识者曾在俄罗斯的Telegram频道上目睹一张照片——九名身着乌克兰军装的士兵遭枪决，横尸成列——并从中辨认出伊霍尔·亚利内奇的身影。

斯坦尼斯拉夫得见该影像后，遂知其父亦在其中。

乌克兰国家警察在哈尔科夫地区向美联社证实，他们正在对2022年4月在该地区发现的一批乌克兰军人死亡事件展开调查，并着手确认遇难者的身份。

伊霍尔的遗体曾滞留于该地区的俄占区，直至2022年9月该区域获得解放后才得以寻回。

其家属不得不历经繁复的官僚程序，包括脱氧核糖核酸鉴定，方能领回遗体，这一过程耗时长达四年之久。

“倘若警方未曾遗失案件卷宗，调查进程本可更为迅捷，”斯坦尼斯拉夫如是说。

据其所述，相关档案已被移送至其父故乡尼古拉耶夫州的警方机构，然而却遭搁置逾两年之久，未予处理。

针对美联社的书面质询，尼古拉耶夫警方未就家属关于档案遗失或延误的陈述作出回应，仅表示无人就伊霍尔的身份鉴定提起刑事诉讼。

由于档案遗失，斯坦尼斯拉夫直至约半年前方获准提交DNA样本以进行比对。

两个月后，比对结果得以确认。

在乌克兰阵亡军人的葬礼上，覆盖灵柩的旗帜经折叠后本应交付家属。

然而，无名士兵的旗帜无人认领，遂由国家代为保管，直至其身份得以确认。

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娜塔莉亚·卡尔梅科娃指出：“纪念为国捐躯者，首先是为生者所必需——唯有如此，我们方能领悟为独立——在此即国家独立——以及为自主选择道路与民主权利所付出的代价。”

据通报，首批以无名氏身份安葬的阵亡士兵中，已有三人其后经身份确认得以正名。

卡尔梅科娃指出，如此众多遗体至今身份未明，其根源可部分追溯至冲突初期的征召制度。

彼时入伍的士兵无需提供DNA样本，因而缺乏相应的生物信息数据库；直至后期，此类数据库方得以建立。

据一位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高级军官透露，目前约半数乌克兰军人已提交了样本。

在数据库缺乏样本的情况下，身份鉴定必须依赖近亲提供生物样本，然而，由于诸多因素——如身处被占领土、旅居海外、亲属关系疏远、对鉴定事宜毫不知情，乃至当事人已然离世——绝大多数人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自全面入侵行动启动以来，已登记逾四万份来源不明的遗体生物样本，内务部国家科学研究院法医鉴定中心副主任鲁斯兰·阿巴索夫如是披露。

其中绝大多数样本已成功与从亲属处采集的十七万份参照样本中的部分完成遗传学比对与匹配。

阿巴索夫强调，鉴定工作往往超越实验室的范畴，调查人员会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个人的DNA，例如搜查其住所或遗留物品。

当身份不明的遗体被埋葬时，棺椁内会置入一枚编号，棺椁外部亦会予以标注，并在标记坟墓的十字架上镌刻该编号。

登记册详录每一编号所对应的具体遗体，如此，一旦某编号的DNA比对成功，便可据此定位坟墓。

遗体或直接自战场转运，或经由俄方渠道遣返。

据战俘待遇协调总部披露，自入侵行动启动以来，乌克兰已接收共计两万四千八百零五具遣返遗体。

口袋里或可觅得护照、军人证抑或驾照，然则DNA鉴定仍不可或缺，盖因无从确证此类证件确系与遗骸一并发现之物。

法医马克西姆·帕齐乌拉指出，在某些情形下，多名死者的遗骸被混杂于同一袋中，这极大地增加了提取DNA样本的复杂性。

此外，绝大多数尸体已处于高度腐烂的状态。

其所属的基辅地区分支机构每日需处理15至20具遗体，将其置于冷藏条件下保存，直至身份得以确认或具备下葬条件。

相较于和平时期，其工作量已激增至约五倍。

“即便战事终结，我们仍面临浩繁的后续工作，”帕齐乌拉指出。

“身份鉴定是一项艰巨而旷日持久的进程，不会因战火平息而戛然而止。”

对于遇难者家属而言，身份确认的意义远非仅仅获取一个最终结论。

在死亡事实尚未得到官方正式确认之前，亲属既无法着手处理遗产继承事宜，亦不得另行缔结婚姻关系，更无法申领阵亡军人家庭依法应得的抚恤补偿金。

阿巴索夫指出，在西巴尔干地区，即便战火已熄灭多年，遗骸的身份鉴定工作仍在进行。

他继而强调，乌克兰的境遇亦不例外。

当斯坦尼斯拉夫·亚利内奇的目光触及墓碑上父亲的照片时，一股释然之情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如今，知晓先父安息于此的，已非仅我等家人，”他言道。

自那帧照片陈列以来，偶有陌路之人驻足探询其生平。

于斯坦尼斯拉夫而言，这意味着父亲的牺牲并非徒劳，其记忆必将永垂不朽。